作者=卢风、廖志军
来源=《理论与争鸣》
自“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化一直是国人的梦想。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那么，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幸福了呢？现实对之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且不提权力腐败、贫富悬殊所导致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怨恨（怨恨中的人们是不幸福的），仅有毒、有害食品和环境污染对百姓生活的严重危害，就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我们原以为，实现了现代化，生活会变得更美好。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已十分现代化了，却根本没有觉得生活无比美好。那么，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不够彻底、不够规范，还是因为现代化本身有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不够彻底，不够规范，我国的现代化是畸形的、扭曲的。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化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指导现代化建设的意识形态―现代性―本身是包含严重的错误。
雾霾与资本的逻辑
中国的环境污染绝非仅雾霾一种，但唯独雾霾引起了最广泛人群的
雾霾来自何处？专家说：北京市的雾霾主要源自汽车尾气，河北省的雾霾主要源自工厂（包括很多钢铁厂）的排放，有些地方的雾霾源自农民烧的农作物秸秆。归根结底，因为近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迅速的工业化，工业排放是雾霾的直接来源。工业化乃是现代化的主干项目，也正是国人曾经朝思暮想的理想目标。有了工业化的较好成就，北京买汽车的居民才会日益增多，为了实现工业化，河北才办了那么多工厂，有了工业化的初步成就，全国的农民才无需用农作物秸秆做生活燃料，从而必须把秸秆烧掉，……可见，我们正不得不忍受的雾霾以及种种污染，都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化”――工业化的产物。
中国“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都能证明，“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才是真正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人也念念不忘现代化，但那时的现代化建设效率极低，进展极慢。之所以如此，就因为那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牢牢地遏制着人们的发财致富欲望，“资本的逻辑”不可能被人格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引进了市场经济，逐渐让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和行动合法化，于是，资本逐渐活跃起来，“资本的逻辑”逐渐人格化了，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从此，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效率日益提高。
“资本的逻辑”一旦成为社会活动的基本“逻辑”，以赚钱为最高旨趣的人们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这样，经济增长就会被认为是“公共的善”（
思想雾霾：独断理性批判
今天的国人已经陷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中不能自拔。即便专家说汽车尾气对北京的雾霾“贡献”很大，也不会有几个人愿意放弃开车。这固然是因为养成的习惯难以改变，更因为人们对科技进步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人们坚信，工业化所带来的污染迟早会被不断进步的科技所消除。换言之，人们宁肯忍受“暂时”的雾霾，也决不肯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中，只有“大量排放”是可恶的，需要消除的，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则是成熟工业社会的根本特征，没有“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也就没有什么工业化了。于是，面对雾霾，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是，一方面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一方面保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各级政府的愿望则是，一方面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一方面保持经济增长。所以，许多聪明人都在论证，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与发展是不矛盾的，与经济增长是不冲突的。
这些聪明人有两件“法宝”：一件法宝来自现代主流经济学，“给污染定个价”，将负外部性（不经济）内部化；一件法宝来自科技创新，即发展低碳技术以及清洁生产技术。
有人说，没有什么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为实现垃圾的资源化，既需要制度的变革又需要技术创新。只要实行了循环经济制度，有了新技术，就可以变废为宝，实现“零排放”。那时，我们可以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因为没有可恶的“大量排放”了。这种一厢情愿的观点依据的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其“法宝”是，通过管理和制度创新，让市场发挥神威，即让市场去激发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利用个人和企业的自利动机，使他们能通过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而赢利。现在通行的办法是实行“碳交易”制度。
笔者无意否定市场和科技创新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甚至认为，市场和科技创新是绝对必要的，也认为发展循环经济对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仅有市场、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是远远不够的。各种污染是从工厂的排污口、汽车的尾气管等处直接排出的，但总根源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结构中，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指导思想――现代性意识形态中。不纠正现代性思想的根本错误，不实现文明整体结构的根本改变，我们就摆脱不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的梦魇，甚至会坠入毁灭的深渊。
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观点是：（1）进步主义，认为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进化）和发展的，现在比过去进步、发达，将来会比现在更加进步和发达。在前现代社会，人们迷信、愚昧、低能，生活在黑暗之中，“启蒙”之光照亮了世界，经过革命，摒弃了传统和习俗，人们将越来越走向光明。（2）理性主义，相信人类凭理性可以认知世界，从而能控制世界，掌握自己的命运。科学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一种表述，科学主义者认为，“只要有科学，就能逐渐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真正问题。即科学能保证解决我们所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简言之，理性主义者相信，科技进步能带来越来越美好的世界，理性之光能确保人类越来越走向光明，直至建成人间天堂。（3）人类将变得越来越自由、自主，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追求的只是“形式的自由”，而共产主义将带来人的“真正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现代性的上述思想统统错了。它指导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实践，没有特定层面、特定语境的“正确”，现代工业文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本文不谈它的“正确”之处，也不去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本文要着重指出的是：21世纪在展示现代工业文明的无比辉煌的同时，也凸显了它的极为深重的危机，它是不可持续的。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全体灭绝的危险。在前现代时期，一个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或玛雅文明）灭亡了，不影响其他文明的兴盛。现代工业文明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凭其民主、人权以及全球市场理念和现代交通、通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把全人类联成一体（地球村），全人类都被绑上了“现代化的战车”。国际贸易和经济协作空前加强了，但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或竞争未见减弱。全人类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秩序中走向更加富裕的未来，更有可能一起走向灭亡。现代工业文明3个世纪的发展惯性，极有可能把人类带进毁灭的深渊，即彻底毁灭地球上的一切文明。一场世界性的核战争会彻底毁灭一切文明，全球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同样会彻底毁灭一切文明。这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空前的危险。这种空前的危险是全球现代化带来的，这足以表明现代性思想包含某些极其严重的错误。
进步主义需要历史决定论的支持。根据历史决定论，人类社会的演变或发展遵循统一的、普遍的客观规律；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等所呈现的千差万别都是表面的、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们都遵循着相同的普遍规律而演变、发展；某些文明灭亡了，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和玛雅文明都灭亡了，恰恰因为它们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观在当今西方历史理论中已受到严重质疑，但在我国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进步与现代性是并驾齐驱的。信奉现代性，就是相信积累的知识一经传播与应用，必然导致改善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进步主义认定：“人是不断进化的，而历史也是沿着它自己的轨道朝向一个逻辑目标而不断进步，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历史总会达到一个完美的世界秩序。”总之，只要一个社会能遵循科学规律谋求发展，就能不断进步，即现在比过去好，将来一定比现在好。这是18世纪启蒙学者的历史观，如今，在中国学术界仍广为接受，仍稳居主导地位，但在西方学术界已受到多方面的批判。
进步主义把人类历史设定为“一种连续的发展”。在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把历史过程想象为一种连续的发展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矛盾的”。“史前考古知识的发展趋向于认为，各种文明的形式是铺展于空间而非如我们以前乐于想象的那样是序列于时间[的]。”进步并非必然，亦非持续，各文明的演变过程表现为跳跃。“这些跳跃并不总是在同一个方向上愈行愈远，而是伴随着方向的改变，有点像国际象棋中的骑士，总是有好多种行进的方法，但从来都不是朝同一个方向，进步的人类与其说像一个拾级而上的人，每登一级都在他已征服的台级上再增加一级，不如说像一个赌徒，他的运气取决于好几个骰子，每扔一次便看到骰子四散在地毯上，带来不同的数目。人们在一个骰子上赢了，却总是有在另一个骰子上输掉的风险。只是偶然在某些时候，历史才是积累的，即，各数目相加得出一个有利的总和。”斯特劳斯不是凭空这么说，他的结论是奠基于他自己长期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目前的进步主义者都怀有对市场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无比乐观的信念。但有西方学者认为：“进步主义的观念与时代……已进入了倒计时，人类在面对化石资源耗竭这一史无前例的困境时，市场机制和科学技术的作用都是有限的。”
现代理性主义有其致命的缺陷：（1）现代理性主义预设的自然观――机械论或物理主义的自然观――是独断的、错误的。（2）现代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包含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而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也是独断的、错误的。否定现代理性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的理性主义，更不意味着否定理性的重要性。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独断理性主义。笔者批判现代理性主义主要是分析批判其独断性，清除了现代理性主义的独断性，或可走向谦逊的理性主义。
谦逊理性主义承认人类理性的可错性，承认无论科学如何进步，人类知识总体与自然所隐藏的奥秘相比，都只是沧海一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当我们说“保护自然”时，“自然”指人类生活所在的自然环境或地球。如果我们按老子的思路理解自然，则自然是万物之源，是道。人类其实没有资格和能力去保护这种意义的自然，对这种意义的自然，人类应心存敬畏。谦逊理性主义主张敬畏自然。对自然心存敬畏，我们就必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
自由和自主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追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带来人的真正的自由，而只带来了“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把财产私有制神圣化了，而私有制恰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根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构成了对个人自由（人权）的严重威胁，废除私有制以争取“真正的自由”的努力没有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倒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得到全球多数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认同。
自由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它自认为已“击败”了另一种强有力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如今成了现代性中指导制度建设和影响时尚的最强有力的思想。自由主义者追求的自由是“消极的自由”，即个人在公平法律所允许范围内的自主行动和任意行事。当我们说“在市场中法不禁止皆可为”时，强调的就是这种自由，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辩护的文献已汗牛充栋，我们绝不能一笔抹杀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贡献，但也必须深入分析它的严重错误。
经济自由是自由主义者极为重视的一项自由，它只能通过对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而得以确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只是废除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即贵族―平民―奴隶，但它又确立了新的等级制，即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决不是平等的，各自享有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自由不是平等的自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仍在奴役无产阶级。时至今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但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结论仍是部分正确的。住豪宅、坐“宾利”、拥有私人游艇的亿万富翁与住“蜗居”、驾“奇瑞”的打工仔决不是平等的。对自由主义来说，最重要的平等莫过于“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但在现实的司法过程中，富豪与平民也绝不可能得到实质上的平等对待。自由主义者要求我们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合理性，但总有人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
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我们从另一种角度去反思经济自由。迄今为止的经济自由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自由。个人的“经济自由”就是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无止境地发财致富的自由，法不禁者皆可为。我们的社会把富豪们――永不知足地发财致富的人们――凸显为做人的榜样。在这样的社会当然必须确保富豪们对个人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他们可以把大量的钱财捐给慈善机构和公益机构，以获得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本，也可以用于自己以及亲属的超豪华消费。我们可偶尔听到大富翁生活节俭的美谈，但绝大多数富翁及其亲属的生活必然是奢侈的。他们个人消费的排放必然远远超过平民消费的排放。他们不仅有汽车，还有游艇、飞机。要他们节能减排，就是限制他们的自由，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自由，孕育了一个高度物化的价值体系，导致了物质主义的大化流行。资本主义废除了“贵族―平民―奴隶”的等级制，却空前地凸显了物的价值，进而建构了一种貌似平等的等级制。在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商品按品牌和社会惯例而构成一个价值等级体系，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依其身份和富有程度而消费不同品牌的商品，享受不同等级的商业服务，并以自己消费的商品和享受的商业服务等级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程度，以获得他人认同。例如，把汽车按品牌和价格排成一个系列就构成一个价值等级：劳斯莱斯、凯迪拉克、宾利、奔驰、宝马、奥迪……你坐着劳斯莱斯，那就是亿万富翁；开奥迪A6，那可能就是有上千万资产的老板；如果你只能开“马6”，那便表明你属于工薪阶层，……
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动物，即人的生存是文化生存，文化才使人区别于非人动物。前现代文化虽然也以器物为符号去标识文化价值，但前现代文化一直抑制着物质主义价值观，从而抑制着文明的过度物化。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文明堪称典范。一、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提倡节俭，反对奢侈，遏制贪欲，激励人们“向里用力”（梁漱溟语）；二、中国古代的经济一直是“以农为本”的经济，这种经济只能保障社会上层的物质奢侈，而无法保障全民的奢华攀比。
现代资本主义一反前现代文化的价值导向，着力谋求自由、平等、富强，其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制度（市场经济加民主法制）都激励全民的奢华攀比，而现代科技进步则为全民的奢华攀比提供了可行的手段。经济自由中的机会平等乃是自由主义者大加称颂的平等。现代意识形态、制度和媒体激励着绝大多数人在工业品所构成的价值阶梯上奋力攀登。我今天不得不开“奇瑞”，经过努力，明年或可换上“丰田”，10年后或可开上“奥迪A8”……现代经济自由就激励着这样的全民攀比（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是合理竞争）。资本主义的效率源于斯，全球性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亦源于斯，我国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源于斯，我国的空前环境污染和眼下国人正“享受”的雾霾亦源于斯。
但是，大自然不允许几十亿人这样攀比，中国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生态系统不允许13亿中国人这样攀比。我们必须考虑如何限制经济自由的问题，这与公平分配环保和减排责任休戚相关。
现代性的根本错误是独断理性主义的错误。进步主义是依赖于独断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所说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理性的进步，即科学的进步。现代性所说的自由、自主归根结底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自由和自主。信奉现代性的人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环境、控制环境、制造物品、创造财富，越来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受自然力的摆布。独断理性主义承诺，科技进步能确保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自由主义声辩，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可见，现代性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大流行。物质主义文化+市场经济+现代征服性科技，必然导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会使人类在生态危机越陷越深。
由上可见，现代性的根本错误是独断理性主义，现代性的要害是物质主义价值导向。抱住现代性不放，坚持走工业文明的道路，不可能卓有成效地保护环境、节能减排。超越现代性和工业文明，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才能卓有成效地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打破科技万能论
我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继承现代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也需要继承现代性的合理成分。让我们接过现代性的两件“法宝”往下讲。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的优点之一在于对人类行动的动机有较为正确的认识。他们不认为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可使人们都变得大公无私。相反，他们认为，人永远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所以，他们所提出的所有的解决公共问题的办法万变不离其宗：让人们以谋取私利为直接动机去为解决公共问题做努力、做贡献，换言之，通过管理和制度变革，激励人们以谋取私利的方式为解决公共问题做努力、做贡献。简言之，让人们像为自己办事一样为公益办事。碳交易制度就是这个观念的产物。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不必考虑改变人的自私本性（那是不可能的），巧改“游戏规则”（即制度）即可解决问题。
我们当然不能轻视西方主流经济学“法宝”的威力。但让这个“法宝”发挥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的威力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人们消费偏好的改变和经济结构的改变：由对物质财富的偏好转向对文化价值的偏好，由以物质经济为主的经济转向以非物质经济为主的经济。如果多数人的消费仍然是对私人轿车、游艇、飞机等等的偏好甚于对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等等的偏好，即更倾向于物质消费而不是非物质消费，经济仍然以物质经济为主而不是以非物质经济为主，那么，这个“法宝”就不可能真正发挥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的作用。人们的消费偏好是否改变，依赖于人们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的是否改变。只有当人们超越了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时，才会更倾向于非物质消费。
我们应该承认：人都是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但人并非只能按现代人的方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并非只能以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今多数人以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现代文化建构的结果。在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条件下，有无数种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但现代文化遮蔽了其他的可能途径，而把物质豪华攀比凸显为唯一正当的、合理的、健康的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现代多数人有意、无意地接受了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就因为他们相信独断理性主义，就因为物质主义在自由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辩护和高度的美化。如果我们能明确意识到独断理性主义的根本错误和狂妄，意识到大自然不允许几十亿人的奢华攀比，就能发现物质主义的粗鄙、荒诞，就能发现更多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超越了物质主义，他们的消费偏好就会发生改变，如，由买大排量汽车、游艇和飞机转变为花更多的钱去看戏、看电影、听音乐、生态旅游、享受盲人按摩等等，这样才能刺激非物质经济的发展。非物质经济迅速发展直至成为主导性经济，才会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并行不悖。
简言之，主流经济学“法宝”和市场发挥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作用，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们超越物质主义，而超越物质主义需要摒弃独断理性主义。说到底，要求克服现代性的根本错误，要求人们根本改变自己的基本信念。简单地改变“游戏规则”，“给污染或排放定个价”，并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人的自利本性或许是无法改变的，但对“什么是利？”的认识是可以改变的。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清洁环境、生态健康和文化丰富是比物质财富增长更重要的“利”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法宝”和市场才能发挥其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的威力。
现代化最重要、最根本、最厉害的“法宝”还是科技创新。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现代性的拥趸们总认为生态主义者在危言耸听，这一切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通过科技创新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有人认为，有了百分之百清洁能源的全球电网，人类可以一如既往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那时，两种对立的现代性谋划――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许能汇合。有人认为，数字化或信息化可帮助我们轻而易举地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期待，信息化有利于大幅度的节能减排。
今天，我们常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但中国最著名的航天科学家戚发轫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我想引用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多年前的一位俄罗斯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说的：‘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会永远躺在摇篮里。它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首先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气层，最终要征服整个太阳系。’这句话代表了科学家的预见。……”显然，这句话也典型代表着独断理性主义者的信念。持此信念，我们就不会认为只有一个地球。全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有什么了不得的？即使地球被糟蹋得不可居住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们可移居其他星球。
这些见解都可归结为“科技万能论”，而“科技万能论”就植根于现代性的独断理性主义。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当然离不开科技。大力研发、开发清洁能源，是保护环境的关键，信息化则为发展非物质经济提供了绝好的技术条件。但科技发挥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作用，既需要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又需要根本改变科技本身的发展方向。
由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阻力，可以看出既得利益集团（如火力发电集团）对清洁能源的抵制。只有资本持有者由衷地认同环保意识时，才会把资本投向清洁能源研发和开发；只有各级政府官员由衷地认同环保意识时，才会制定真正有利于开发清洁能源的政策法规。科技万能论者通常都没有深切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仅当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科技万能论，人们才会由衷地产生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那时清洁能源的比重才会大幅提高。
迄今为止，信息化并没有为节能减排做出贡献。让信息化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做贡献，既需要对信息技术的继续创新进行生态化指引，又需要建构超越物质主义的生态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文化场中，人们获取信息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的消耗有增无减，又增加了信息生产、存储、传输、消费所必须的排放，排放量只能增大。仅当颠倒过来：人们不再把创造、占有、消费物质财富当作最重要的事情而仅看作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手段，而更看重信息消费和文化创新时，信息技术才能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做出巨大贡献。
驳倒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以后，我们必须明白，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科学，即并非只有一种科学。事实上有多种科学，更有多种技术。并非所有的科技都能帮助我们走出生态危机。现代科学是以穷尽自然奥秘为最终目标的科学，现代技术是以不断扩张征服力为目的的技术，合起来可简称为征服性科技。全球性生态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滥用征服性科技的后果。而支持征服性科技发展的哲学信念就是独断理性主义。摒弃了独断理性主义，我们才能发展真正有助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科技――以人为本的、生态化的科技。
总之，让现代性的两件“法宝”发挥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威力，要求我们纠正现代性思想的根本错误，摒弃独断理性主义，走向谦逊的理性主义；超越物质主义，走向生态主义，进而根本扭转文明发展方向。
现代性源自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启蒙，人类借“理性之光”而建设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初步展开却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雾霾以及各种污染。雾霾和各种污染迫使我们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理性”（谦逊的）反思。谦逊理性的慎思明辨表明：现代工业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已成为现实的多种可能文明中的一种。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出路。目前盛行的现代性思想不是什么真理体系，而只是“资本逻辑”的推衍，是为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启蒙和现代性破除了对传统的迷信，又导致了对征服性科技的迷信。独断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正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思想雾霾”。沿着现代性指引的方向，人类非但不可能走向光明，而且极有可能走向毁灭。谦逊的理性主义和生态主义或可指引我们走出危机，走出现代性所布下的“思想雾霾”，走向光明，走向生态文明。
经济观察报书评
eeobook
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合作及投稿邮箱：eeobooksina.北京哪看女性白癜风好哪家医院白癜风好治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