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耳科学杂志,年17卷5期
72个耳聋高危家庭耳聋基因筛查及遗传病学研究
万薇余蓉江红群
耳聋（Hearingloss，HL）是指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是人类最常见的先天性感觉障碍之一，先天性听力损失的发生概率大约为1‰-3‰[1,2]。虽然HL可归因于多种因素，但遗传因素仍可占50-60%[3]，根据相关文献报道，约30%的遗传性HL属于综合征性耳聋（Syndromichearingloss，SHL），另有70%属于非综合征性耳聋（Nonsyndromichearingloss，NSHL）[4,5]，且大部分的NSHL符合孟德尔遗传方式，即通常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耳聋。目前已经明确了有超过个位点与HL相关，在我国HL的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主要的基因突变发生在GJB2、SLC26A4、线粒体12SrRNA和GJB3基因上。
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进展及优生优育理念不断深入，耳聋基因检测可以帮助了解检测者及其家庭所携带的基因类型，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HL家族史或已经生育HL患儿或合并单基因疾病的夫妇，必要的产前诊断（Prenataldiagnosis，PD）可有效减少遗传性HL儿童的出现[6,7]。本研究旨在通过对HL高危家庭进行遗传性HL热点基因突变筛查，明确突变的携带情况，为受检者的婚育遗传咨询与干预措施提供依据，评估其预防耳聋出生缺陷的临床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回顾性研究年1月至6月于我科门诊就诊及参与我省重度聋儿救治康复项目“七彩梦计划”的72个耳聋高危家庭。对于每一个家庭中的先证者通过分析他们听力障碍的起始年龄及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诱因，有无耳毒性药物应用史及噪声接触史，相关的听力学和颞骨高分辨CT等影像学检查，行全身体检排除SHL，详细询问家族史，以确诊为NSHL。对于每个家庭中的非聋人，详细询问有无耳鸣、眩晕等症状，既往有无其他系统性疾病及听力学检查情况。对于HL高危家庭的纳入标准：①夫妻有一方或者双方为有听力障碍的残疾人；②夫妻双方无听力障碍但直系亲属中有听力障碍；③已生育有听力障碍的儿童家庭。
1.2方法
1.2.1外周静脉血采集
参与本研究之前充分告知所有受检者或监护人耳聋基因筛查的目的、意义及方法，筛查的优势及局限性，取得所有家庭的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建立耳聋基因档案。抽取外周静脉血2~3ml,EDTA抗凝。
1.2.2耳聋基因检测
使用使用耳聋易感基因检测试剂盒(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国)进行相关基因组DNA提取，通过PCR及导流杂交法对4个热点基因GJB2、GJB3、SLC26A4、线粒体12SrRNA中的9个位点进行检测,包括:GJB2基因的35delG、del16、delC、_delAT,GJB3基因的CT,SLC26A4基因的AG、-2AG和线粒体12SrRNA基因的CT、AG进行基因突变检测。(1)PCR:在模板加样区内，向相对应的A、B系列试剂中分别加入2μl同一样本核酸溶液，配置成2μl反应体系；将离心管或八连排管置于PCR扩增仪中，按照耳聋易感基因检测试剂盒(PCR+导流杂交法)标准操作规程进行PCR扩增反应，总反应时间约为2小时。(2)杂交：将上述PCR反应液变性后，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导流杂交。（3）判读：根据标准结果说明对上述导流杂交所产生的耳聋检测膜条进行判读。
1.3听力学检查及表型分析
对于所有纳入本次研究的听力正常对象，对其纯音听阈检测及声导抗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对于纳入的耳聋患者，对他们以下听力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听力损失的性质及程度：①纯音听阈检测（年龄＞4岁，能良好配合的患者）；②声导抗检查；③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OPAE）检测；④听性脑干检测（ABR）及多频听性稳态（ASSR）测试（年龄＜4岁患者）。
2结果
2.个高危家庭基因突变检出率在本次研究的72个家庭（例）中，有18个家庭（36例）检测到了耳聋热点基因突变，检出率为25%（18/72）。在检测出存在耳聋基因突变的家庭中，有9个家庭（13例）检测到GJB2单基因突变，检出率为12.5％（9/72），包括6个家庭（9例）检出GJB2单位点突变，检出率为8.33%（6/72），其中有3个家庭夫妻双方为GJB2d1C杂合突变，其子女均为GJB2d1C纯合突变并先后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Cochlearimplantation,CI），另外3个家庭中父母双方中只有一方被检测出GJB2d1C杂合突变，其子女均未检出；有3个家庭（3例）检测出GJB2复合杂合突变，检出率为4.17%（3/72），即父母被检测出GJB2不同位点杂合突变，而子女在相同位点处均被检出杂合突变。有5个家庭（9例）检出SLC26A4单基因突变，检出率6.94%（5/72），其中3个家庭父母及孩子均检测出SLC26A4-2AG杂合突变，另外2个家庭先证者检测为SLC26A4-2AG纯合突变，所有检测出存在SLC26A4基因突变的孩子行颞骨高分辨CT均显示双侧耳蜗发育畸形并双侧前庭导水管扩大，先后接受CI。有3个家庭（5例）检测出线粒体12SrRNA单基因突变，检出率4.17%（3/72），其中所有先证者均为线粒体12SrRNAA＞G均质突变，并通过详细的家族史询问得知，这些家庭中母亲及其所生子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有1个家庭检测出多基因复合突变，即母亲检测出c.d1C及c._delAT复合杂合突变，父亲c.del16、c.C＞T及c.IVS7-2A＞G复合杂合突变，父亲c.del16、c.C＞T及c.-2AG杂合突变，其孩子检测出c.C＞T及c.-2AG复合杂合突变。72个高危家庭的耳聋基因的突变位点、突变类型及突变检出率详见表1，18个检出家庭的耳聋基因结果及听力学检查结果见表2。
2.2高危家庭中耳聋患者与听力正常对象筛查结果比较
本次研究中的例高危家庭成员中，耳聋基因突变总携带率为34.3%(36/)，其中听力正常对象40例，基因突变检出率为42.5%(17/40)，耳聋患者65例，基因突变检出率为29.2%（19/65）。经卡方检验，两者耳聋基因突变检出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例人工耳蜗植入患者耳聋基因突变检出率
本次研究中的17例行CI的患者中，基因突变检出率为41.2%（7/17）。最常见的为GJB2基因突变，共4例；其次是SLC26A4基因突变，共2例；涉及GJB3、SLC26A4及线粒体12SrRNA多基因突变1例。在所有接受CI的患者中，除了1例GJB2-d1C、_delAT复合杂合突变患儿为双耳重度听力损失，1例耳聋基因检测为野生型的患儿表现为左耳极重度听力损失、右耳重度听力损失外，其余患者听力学检查均表示为极重度听力损失。
2.4遗传咨询
来自F7家庭的父母前来咨询再次生育下一代及已出生的孩子婚配后下一代出现HL的风险，夫妻双方听力正常但携带GJB2d1C杂合突变，告知其c.d1C遵循孟德尔隐性遗传规律，其有25%的可能性再次生育聋儿，而已出生的孩子因c.d1C上为纯合突变，故其婚配对象建议行GJB2的基因检测，从而达到有效预防生育HL后代。
来自F8家庭的父母前来咨询女儿婚配后下一代出现HL的风险，因其女儿为GJB2上复合杂合突变，故其所生育后代极大可能携带有GJB2突变基因，建议婚配对象行GJB2全序列测序分析，以预防生育HL患儿。
来自F9家庭的父母前来咨询女儿耳聋原因及其下一代发生耳聋的风险，其母亲在孕早期曾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使用史，女儿为线粒体12SrRNAA＞G上均质突变，推测可能与药物致聋有关，该基因遵循母系遗传规律，故其女儿下一代男女均对耳毒性药物敏感，但只有女性可将突变的线粒体DNA传递给后代而男性则将不再将该突变下传，因此其女儿下一代绝对禁用氨基糖苷类药物，同时建议该家庭进一步行全序列测序，以排除其他耳聋基因的致病可能性。
3讨论
HL作为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有相关流行病学调查[8-10]显示，我国每年新增的6万-8万耳聋新生儿有60%以上与遗传因素有关，特别是在NSHL方面，根据相关数据[11,12]显示已确定的致病基因已超过80种，涉及的突变类型超过种，发现的相关致病基因区域超过个。在我国人群中耳聋基因突变携带率为6.3%，使得遗传性耳聋在我国有较高的发病基础。在所有的致病基因中，约70%左右来自于GJB2、SLC26A4、线粒体12SrRNA及GJB3基因，比较各个基因的突变携带率，即GJB2约为3.16%,SLC26A4为2.75%,线粒体DNA为2.87%，可以看出我国最常见的致病基因突变为GJB2[13]，在我们本次研究中，GJB2基因突变最为常见，这与既往的耳聋基因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具有一致性[14-16]。对于患有永久性HL的儿童来说，在语言获取的关键时期未能得到特定的治疗和康复，将在以后的语言、心理、认知和社交四个方面的表现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培育一个HL患儿需要的医疗和非医疗费用十分高昂，这对相当一部分家庭，特别是有HL家族史的多聋病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因此尽早了解和预防新生儿HL对耳聋高危家庭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本次研究中最常见的基因突变位点为GJB2上的c.d1C，占所筛查的9个位点中的31.58%，与国内其他的流行病学调查相似[14,17]。GJB2基因编码缝隙连接蛋白Cx26，该蛋白在膜上由6个亚基构成通道,通过在细胞间传递电解质及第二信使等物质，对信号转导和物质交换起着重要作用，该蛋白异常可导致内耳毛细胞损伤,影响毛细胞的前突触结构,对耳蜗内的神经末梢不构成影响，故单纯GJB2基因突变的患者CI预后及康复效果较好[18,19]。早年相关研究推测GJB2突变引起耳聋的原因可能由于缝隙连接功能障碍致耳蜗内淋巴液K+循环障碍。但近些年来研究发现GJB2缺陷耳聋主要是因为耳蜗发育障碍导致顶盖膜无法移动，无法刺激毛细胞在声刺激过程中产生听觉受体电流，从而导致先天性耳聋。耳蜗外毛细胞电运动减少引起的电生理改变，导致耳蜗主动放大作用受损耳蜗主动放大障碍致迟发性耳聋[20]。关于GJB2突变导致耳聋的病理机制研究还在不断发展。
本次研究中第二大常见突变基因为SLC26A4，主要编码Pendfin蛋白，该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复杂，主要在内耳的淋巴囊及淋巴管上表达，从而调节Cl-、HCO3-等在内耳淋巴内的离子平衡[21]。该基因突变可导致内耳淋巴囊或前庭水管扩大，导致的听力下降可能为迟发性，在受到外界因素刺激后波动性下降最终发展成全聋，因此建议对该基因携带者，通常建议避免感冒、头部撞击等外界刺激及剧烈活动导致诱发HL[22]，同时需要定期复查听力情况。该基因与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Largevestibularaqueductsyndrome，LVAS）密切相关，纯合突变者行颞骨高分辨CT一般都能发现双侧耳蜗畸形及前庭导水管扩大，而单杂合突变携带者一般并不能发现前庭导水管扩大，发生HL的概率与正常人群一样，故若HL患者耳聋基因筛查出现该位点单杂合突变，建议行全序列测序，避免遗漏其他位点突变。
本次研究发现了2例GJB3基因突变，其主要编码的连接蛋白为Cx31，与上述两个基因遗传方式不同，其主要的遗传方式可为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根据相关文献研究报道[22-24]，其位点c.C＞T在不同性别中的表现具有异质性，在成年男性中可表现为渐近性或迟发性听力下降，但在成年女性上可表现为听力正常或症状不明显，故我们建议F3家庭中的父亲定期复查听力情况。
线粒体12SrRNA基因被认为是导致药物性耳聋的直接相关基因[25]，且基因遗传方式为母系遗传，只要检测出该基因存在突变，特别是当受检者为孕妇时，其所生子女必定为该突变基因携带者，不论是均质突变还是异质突变，均表明被检者对氨基糖苷类药物的耳毒性敏感，出现“一针致聋”的风险极高[26,27]，故应建议其本人及母系家族成员终身避免使用氨基糖苷类药物。
必要的基因诊断及生育前遗传咨询可以为父母提供详细的遗传性信息[28]，为有生育计划的、结合家族史及后代患病的风险评估提供相关依据，最终做出客观、准确的生育指导，特别是对于已经生育HL患儿的父母，如本次研究中的F1、F6、F10家庭来进行生育咨询，三个家庭均为夫妻双方听力正常且其中一方基因检测为单杂合突变，我们告知其下一代有50%概率为突变携带者，并建议其进行全外显子测序进一步检测，以避免遗漏耳聋相关其他位点是否存在突变。尽早进行产前诊断，让父母提前对可能出现HL的新生儿做好充足的心理、医学治疗等方面的准备。
对于本次研究中的所有家庭我们都建议除了行耳聋基因筛查的同时行全外显子测序，特别是出现基因突变表型与听力损失程度不符的情况时，如单杂合突变伴HL患者或野生型伴HL患者，因可能存在其他致病突变，故建议其家庭成员完善全外显子测序以明确造成听力损失的病因。本次研究中来自F3家庭中的母亲GJB2检测结果为c.d1C及c._delAT复合杂合突变，根据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特点，母亲在同一基因上存在双位点突变，则母亲可能存在听力异常，但经听力学检查及基因复查，该母亲听力正常，结合先证者的基因检测结果，推测母亲虽然存在c.d1C及c._delAT双位点突变，但这两个突变位点可能位于同一染色体上，而另一条染色体正常，故母亲不存在听力损失。本次研究中对于有些高危家庭的耳聋基因筛查，因各种原因导致并没有完整的包含两代，即父母和子女，这是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对于存在缺少家庭成员筛查情况的家庭，我们在电话通知其筛查结果的同时并建议相应家庭成员进行耳聋基因筛查，以便更好的分析耳聋突变位点的遗传学研究。
目前，随着对耳聋基因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有新的基因及突变类型可能被纳入耳聋基因筛查中，从而大幅度提高耳聋基因筛查的准确性，并为遗传咨询及遗传病学研究提供更加可靠详实的依据。
对于遗传性HL，基因诊断及遗传咨询是目前主要的干预手段，目前主要还是在孕期阶段进行产前诊断(二级预防)及新生儿阶段进行耳聋基因筛查(三级预防)，并不能有效减少HL发生，使对遗传性HL的预防还停留在被动阶段。而孕前就进行耳聋基因筛査(一级预防)，从而得到相关的婚育指导，才能实现长效防聋、优化人口质量。
4结论
在耳聋高危家庭成员中，耳聋基因突变携带率较高，因此对高危家庭人群尽早进行耳聋基因筛查，提供相应的耳聋基因诊断，帮助他们有效地阻断遗传性耳聋在家族中的传递，必要的产前诊断使高危家庭夫妻在孕期对可能出现HL的胎儿提早做好充足的准备，从而实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
扫描或长按下方
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